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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拙著《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2009年版，以下簡稱《朱允炆卷》)出版后，承蒙廣大讀者朋友的厚愛，不僅暢銷于中國大陸各地和寶島臺灣，而且還為哈佛大學(xué)、哥倫比亞大學(xué)、斯坦福大學(xué)、普林斯頓大學(xué)、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芝加哥大學(xué)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學(xué)府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所收藏。所有這些都是當初我所不曾想到的，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2012年我到美國做講座時，還應(yīng)邀對建文帝的相關(guān)歷史開了專場，贏得了海外朋友的肯定。對此，美國三大華文報刊《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和《僑報》都曾做了專門的報道。能有這樣的結(jié)果，是海內(nèi)外廣大朋友對我莫大的安慰與鼓舞。
拙著《朱允炆卷》是國內(nèi)外第一部全面介紹建文帝的專著，既然是第一部，又要全方位地把握好，確實不易。因為這位當政只有4年的大明天子自失國后在明朝官方文書中基本上一直是個被扭曲的人物。大約到了400年后的清朝乾隆時期官方主流才正式為他“扶正”，但即使這樣，清人撰寫的《明史·恭閔帝本紀》及其相關(guān)傳紀也訛誤多多，語焉不詳。這些都是某些人封為圭皋的“正史”狀況，那么野史呢？自明中葉起非官方的或言民間建文探尋之熱浪卻在不斷地涌動著，有關(guān)建文帝和建文朝史跡的書籍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xiàn)。版本越多，說法各異，歷史謎團也就越發(fā)撲朔迷離。正因為如此，要想寫好《朱允炆卷》談何容易？為此我陷入了深深的困苦之中。就在這時，我在南京的學(xué)業(yè)導(dǎo)師也是我的忘年交、原南京大學(xué)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群教授給予了很大的幫助與啟示：如實地將已知的建文帝之事寫出來，至于建文帝相關(guān)謎案目前揭秘到了何種地步，也一一呈現(xiàn)給讀者，讓大家一起來關(guān)注謎案，提供更多、更全面和更有力的證據(jù)，或許不久將來人們真的一一揭開歷史的謎底。
就此，我對建文帝之謎問題開始了一一梳理。說實在的，在中國歷史上可能沒有哪個皇帝會像建文帝那樣擁有那么多的謎，也沒有哪個皇帝像朱允炆那樣能引發(fā)海內(nèi)外人們那么多的探秘熱情。不過，倘若我們稍加留意就不難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建文之謎其實也不外乎下列幾個方面：第一，朱允炆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皇帝？第二，建文“新政”到底怎么啦？是不是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樣破壞“祖制”和復(fù)古倒退，從而引發(fā)天下共憤，直接導(dǎo)致了燕軍“靖難”？第三，建文帝為什么會失國？第四，建文帝最后下落如何？ (一)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建文帝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皇帝？
按理說，一個皇帝的好壞自有公論，也有歷史典籍記載為憑。可明朝的這位皇帝卻實在是個謎，謎之癥結(jié)就在于搶奪了他帝位的“好叔叔”朱棣上臺后對建文帝朝官方檔案進行了肆意的清洗，而幾乎與此同時又開始在官書和官史中重新“勾勒”和塑造建文帝的形象，將其描繪成嗜殺成性、好色荒淫，甚至與禽獸相類的昏君闇主，是歷史上無法找出第二個比他更壞的皇帝。不過當我們讀到明代非官方人士對建文帝的描述時卻發(fā)現(xiàn)，其情況大相徑庭。
明代人曾記載道，“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wǎng)疏闊，道不拾遺，有得鈔于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zhèn)之而去。一時士風樸實，尚義者多，其所漸靡者然也?！?【明】張燧：《千百年眼·革除死難之多》卷12)著名學(xué)者顧起元也這樣說道:“(建文)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師之日，哭聲震天，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革除”)這怎么可能？一個“荒淫、殘忍”的皇帝治理下的國家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大治”景象；就連這個“壞皇帝”失國時也竟然“哭聲震天”。無獨有偶，明代著名史學(xué)家談遷在他歷史名著《國榷》一書中記載說：靖難之役后，朱棣進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463人”。清初學(xué)者谷應(yīng)泰在他的史學(xué)著作《明史紀事本末》中也說:“成祖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明】談遷:《國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清】谷應(yīng)泰:《明史紀事本末·建文遜國》卷17)而建文朝文臣投降朱棣的卻只有29人，這實在是一個讓人迷惑不解的比例題與歷史謎案。更有近世以來，海內(nèi)外此起彼伏地有人出來爆料，說自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連“老外”也不甘寂寞，前不久法國足球明星里貝里說自己是建文帝的后裔。
如果建文帝真是一個“壞皇帝”，誰愿意出來將歷史的屎盆子扣到自己或自家祖先的頭上？我還沒見過有誰自己主動出來說我是歷史上某個大奸賊的子孫的呢!
因此，于史于理，我們都不難看出建文帝不是明代“正史”中所描述的“壞蛋”，而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好皇帝。對此，清人在纂修《明史》和明史專家黃云眉先生在撰寫《明史考證》時對以往的史料作了一番甄別與清理，已經(jīng)有很大一部分還原于歷史的真相，這為今人全方位地正確認識建文帝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二) 那么歷史上的建文帝為什么會留下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影像”？這就要我們從建文繼位與“建文新政”說起。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皇太孫，如果不是他父親朱標太子早亡的話，接替歷史上少有的強勢皇帝朱元璋帝位的應(yīng)該是朱標，朱允炆理應(yīng)是大明帝國第三代君主。但歷史的“無情”就在于它并不按照人們所設(shè)想的那樣發(fā)展。洪武晚年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變數(shù)”，迅速地將個性文弱的朱允炆從大明帝國第三位君主的位置上“提升”到了第二位，由此也就將他“卷入”了歷史上重復(fù)出現(xiàn)的怪圈與漩渦之中——中國歷史上往往出現(xiàn)這樣的奇怪景象:開國皇帝后的第二代君主要么經(jīng)歷一番驚濤駭浪后才得以登位，要么是在皇位上坐不久或不得安寧，甚至?xí)绊懙搅苏麄€王朝的壽命。秦朝二世而亡；漢初惠帝短壽；東吳主孫權(quán)死后皇帝如走馬燈地換個不歇；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唐高祖武德后期發(fā)生了骨肉相殘；宋太祖臨終時居然上演了“斧聲燭影”一幕……明朝也不例外。
作為一代雄主的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問題的潛在危險性，他在通過一系列的征伐與殺戮后，不僅確立了自己的絕對個人魅力效應(yīng)——克里斯馬型權(quán)威，而且還通過“洪武”尚武，嚴刑峻法治國理政，喪心病狂地大肆屠殺開國功臣勛將，其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確保大明帝國的長治久安。但朱元璋不知道，在傳統(tǒng)社會里，建立在克里斯馬型即“個人魅力效應(yīng)”上的權(quán)威，是一種最不穩(wěn)定的、“非常的”統(tǒng)治形式，它“是形容一個具有特殊品質(zhì)，由于這種品質(zhì)他超然高踞一般人之上，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的稟賦或至少是有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德】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241)。當這個具有特殊品質(zhì)的“超人”、“偉人”向世人謝幕以后，極為自然地引發(fā)出權(quán)威危機。所以在明初經(jīng)過三十多年的“洪武”之后，大明帝國居然朝著朱元璋初衷相反方向發(fā)展，出現(xiàn)了“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明史·葉伯巨傳》卷139)，甚至是“無一日無過之人”的局面。(【明】解縉:《大庖西上封事》，《明文?！肪?7)
對此，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識到未來君主所面臨的治國的嚴峻性。在他看來，國家與社會的長治久安更需要的是“文治”，因此在洪武晚年他就適當?shù)刈屗耐小拔闹巍焙裢幕书L孫朱允炆參與國政。但就實而言，具有特殊品質(zhì)的“超人”之后，最不穩(wěn)定的、“非常的”統(tǒng)治形式“克里斯馬權(quán)威”危機并沒有真正解決。恰恰相反，大明開國之初朱元璋樂此不疲地種植的“罌粟花”——分封制，隨著“后朱元璋時代”的到來卻結(jié)出了可怕的果子，大明帝國君位爭奪戰(zhàn)暗波洶涌。就在這樣的非常時刻，生性文弱的書生、只有21歲的皇太孫朱允炆繼承了大統(tǒng)，并迅速地推行了以“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為施政綱領(lǐng)的“建文新政”。(【明】談遷:《國榷·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卷11；【明】朱鷺:《建文書法擬》前編七)
“建文新政”這個說法最早是明史專家黃云眉先生提出的(詳見黃云眉:《明史考證》，第1冊，中華書局，1979年9月第1版，第55頁)，它是對建文朝實行的一系列維新舉措的總體概括，在筆者看來，至少應(yīng)該包括“更定官制”、“寬和政治”、“寬緩刑罰”、“寬免賦稅”與推行“削藩”等五個方面(詳見本書第3章和第4章)。
從整體角度來看，“建文新政”貫徹著一個核心精神，即“寬和”的“文治”。建文帝改變了朱元璋萬機皆親斷的做法，尊重文臣學(xué)士，放手讓臣下做事，擴大他們的權(quán)力范圍；從制度設(shè)計上建立約束規(guī)諫皇帝職能權(quán)限的左右拾遺；寬和對待大臣，虛心納諫和聽取不同意見；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來感染人，注重禮教與德化，由此創(chuàng)造比較寬松的政治氛圍，初步確立新型的君臣關(guān)系；改革中央官制，提高文臣學(xué)士的政治待遇，給知識分子創(chuàng)造更多的仕進機會，從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體文化素質(zhì)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與此同時，進行地方官制改革，“省并州縣，裁撤冗員”，減賦全國、減賦江南，促進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改輕刑典，寬刑疏法，糾正冤假錯案，緩和社會矛盾和穩(wěn)定大明帝國的統(tǒng)治，等等。所有這些不僅僅是對洪武嚴刑峻法的糾偏，而簡直是一大“反動”，更是明王朝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一步關(guān)鍵。在建文帝治理下，大明帝國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遺”。如果不是朱棣叛亂的突然打斷，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現(xiàn)中國歷史上第二個“貞觀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可能會出現(xiàn)君權(quán)限制意識之萌芽。
由此而言，在許許多多文臣學(xué)士看來，與將儒士位列妓女之后的元朝人和右武抑文、無端殺戮士大夫的朱元璋相比，建文帝就是百年難遇的仁德之君了。正因為如此，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建文帝失國之際，建文朝大臣壓倒性多數(shù)選擇了“出亡”或“殉難”，演繹了一出出極為悲壯的“建文悲歌”(筆者首創(chuàng))。所有這一切，我們不妨將之歸結(jié)為“建文情結(jié)”(也是筆者所創(chuàng)新論)。而這一情結(jié)一旦形成，一直存在于我們的社會之中，600年來有關(guān)建文帝出亡各地的傳言層出不窮，善良的人們都希望建文帝不死。
毋庸贅言，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寬仁”君主，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個好皇帝。但歷史的無情也就在這里，一位在中國歷史上少之又少的好皇帝只執(zhí)政了四年，就匆匆地離開了政治舞臺。由此拷問了一個古老的歷史命題:得人心者得天下，真乎？ (三)
“得人心者得天下”最早是孟夫子提出的，其原話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qū)魚者，獺也；為叢驅(qū)爵者，鹯也；為湯武驅(qū)民者，桀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qū)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孟子·離婁上》)在整個這段話里，孟夫子為“得天下者”指出了一條成功的秘訣：要想得天下必須得其民欲得其民就必須得其心欲得民心就必須對其實施仁政，這就是孟子“得人心者得天下”理論的完整內(nèi)涵。簡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此而言，似乎讓人覺得得天下就靠施仁政、行寬政即可成功了，可問題恰恰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力矯洪武酷政，廣施仁政、寬政，最后卻失國了，這到底又是為什么？
這里既有建文帝個性上的缺陷——文弱，他是帝國“狼群中的羔羊”。而政治權(quán)力角斗場向來是不會同情弱者的，因此說建文帝失國有著自身性格的缺陷，天生文弱的個性使他一次次地錯過了機會；又有治國理政實踐中他采納的指導(dǎo)思想不是“外儒內(nèi)法”的漢代以后的儒學(xué)，而是方孝孺等人信奉的一些迂腐的先秦儒學(xué)主張，過分強調(diào)禮教、德治，對最大的也是最為陰險的政敵朱棣大講“親親”，即使到了“靖難”戰(zhàn)爭白熱化時，還要告誡自己的北伐將士：不要傷了朕之叔叔，讓朕背負殺叔的罪名。這簡直是將北伐將士的手腳全給捆住了，反而幫了政敵朱棣的大忙(【清】谷應(yīng)泰：《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再有就是用人嚴重不當，對于李景隆等“至親”過于信任與重用；而最高層領(lǐng)導(dǎo)班子中搭配也很不合理，建文帝靠著相投的趣味來組建他的領(lǐng)導(dǎo)班子，這樣就造成了建文朝廷領(lǐng)導(dǎo)核心全是書生，沒有人精通軍事。隨之也就構(gòu)成了另一大致命失誤——沒有掌握好軍隊或言“槍桿子”。坦率而言，建文朝廷軍隊將領(lǐng)中不乏有勇有謀又善戰(zhàn)的軍事人才，如朱允炆的叔叔平安(朱元璋的養(yǎng)子)和瞿能父子等都是杰出的將才，可他們被壓在了“繡花枕頭”李景隆的下面，直到戰(zhàn)事發(fā)生后才逐漸地被發(fā)現(xiàn)。但即使這樣，還沒有及時地得到大膽的提拔和盡其所能地發(fā)揮軍事作用，這就大大地制約了建文朝廷軍隊自身力量的有效發(fā)揮，挫傷了將士們的積極性，造成了他們越戰(zhàn)越?jīng)]勁而燕軍卻越戰(zhàn)越強的尷尬局面，想來就讓人昏悶不已。(《明史·瞿能傳》卷142；《明史·平安傳》卷144)
其實在傳統(tǒng)社會里，一個政權(quán)是否牢固與民心向背并沒有過分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絕不像孟夫子所說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它更多更直接的與是否掌握軍隊有關(guān)，換言之，誰掌握了槍桿子誰就掌控天下。建文帝政敵朱棣之所以能奪得天下，最關(guān)鍵的原因不是他多得人心——試想一個滅人“十族”、活剝?nèi)似?、挖人祖墳和輪奸別人妻女的魔鬼怎么會得人心？由此追問下去：那朱棣靠什么奪天下？又是靠什么來穩(wěn)住天下的？(前提是只要它對占據(jù)人口多數(shù)的普通老百姓不過于暴虐)
答案還是軍事武力或言槍桿子!不過對于這樣的答案，有人可能要質(zhì)疑了：建文帝在位時，軍事武力絕對優(yōu)勢掌握在他那里，而不是在朱棣手中呀，怎么能說朱棣是靠掌握軍事才得了天下的？我想，這里邊至少有三個方面需要說明的：
第一，朱棣最初“靖難”的主要資本就是他“老爸”給的護衛(wèi)軍事勢力和特殊的軍事優(yōu)惠權(quán)，雖說建文帝上臺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隨即對燕王府的軍事勢力進行了抽調(diào)和分解。但這是表面上的，其實朱棣造反早在洪武二十三年時就已經(jīng)起意，并開始有所秘密準備(詳見筆者《大明帝國》系列之⑦《永樂帝卷》上冊)，真可謂蓄謀已久又樹大根深。而從他逆殺封疆大吏張昺、謝貴那一刻起與隨后打出的“靖難”大旗和一夜之間占據(jù)北平城等相關(guān)事情來看，皇位爭奪戰(zhàn)爭正式開始時建文朝面臨的政治與軍事形勢已經(jīng)是相當之嚴峻。 第二，朱棣奪得天下是靠軍事賭博賭來的。打了近四年的“靖難”戰(zhàn)爭，一直到建文三年底和建文四年初時，經(jīng)人提醒，高皇帝的這位“好兒子”才領(lǐng)悟到，成功的秘訣不是一城一池一地的爭奪，關(guān)鍵的關(guān)鍵還在于利用建文朝廷軍隊重兵在外、京師空虛之際，直趨南京，占據(jù)帝國的心臟地區(qū)，然后號令天下。至于全國臣民如何反應(yīng)？
第三，朱棣自起兵造反那一刻就滿口謊言，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忽悠了全國臣民。當然這種政治家的忽悠伎倆也沒什么新鮮的，自古以來，奪得皇帝寶座或占據(jù)高位者多非善主，要么卑鄙齷齪，陰謀多多，既強詞奪理又巧施粉飾，糊弄小民；要么巧舌如簧、拉大旗作虎皮，欺世盜名，等到了功成名就之時再進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甚至對自己不雅的長相也要進行極度的“矯正”與美容，大明開國君主朱元璋就是這么一個典型。那么他的所謂的“好兒子”朱棣呢？簡直就是朱元璋的克隆產(chǎn)品!就實而言，在治國才能方面他還趕不上自家的老爺子，但在欺世盜名方面可要比父皇強出百倍、千倍。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七日，朱棣把將士們召集在一起，舉行起兵誓師儀式，正式打出“清君側(cè)，靖國難”的旗號，他慷慨激昂地對“靖難”將士說：“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惟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創(chuàng)業(yè)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續(xù)無窮。一旦殘滅，皇天后土，實所共鑒。《祖訓(xùn)》云：‘朝無正臣，內(nèi)有奸惡，必訓(xùn)兵討之，以清君側(cè)之惡。’今禍追予躬，實欲求生，不得已也。義與奸惡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討，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鑒予心?！?《奉天靖難記》卷1；《明太宗實錄》卷2略異) 在這200字不到的“靖難”誓言中朱棣瞞天過海地撒了兩大謊：
第一大謊，說自己是嫡出的，言下之意自己有繼承皇權(quán)的天然優(yōu)勢與優(yōu)先資格。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呢？中國臣民向來很聽上面的話，只有肚子吃飽就沒有更多的要求，絕沒有像古希臘人那樣對“絕對真理”的理性追求。所以說朱棣也就根本用不著擔心下臣或小民們向他討要他是高皇帝嫡子的證明看看。在一般人的眼里，管他是不是嫡出的，反正都是高皇帝的皇子就行，就連建文鐵桿支持者鐵鉉治下之人似乎也曾這么認識的。在濟南市民向朱棣遞交的詐降書中曾這樣說道：“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清】谷應(yīng)泰：《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卷16)雖說名義上是詐降書，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當時普通人還真可能弄不懂朱棣到底有沒有繼承皇位的合法依據(jù)？
第二大謊，說自己“受封以來，惟知循分守法?！蹦敲粗扉φ娴氖胤藛?？明代官史已被粉飾得漂漂亮亮了，不過出乎朱棣及其子孫意料的是朝鮮《李朝實錄》中卻留下了這樣的記載：乙酉五年(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六月辛卯“領(lǐng)議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趙浚卒”下記述了趙浚經(jīng)歷之事：“辛未六月(即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以贊成事入賀圣節(jié)，道經(jīng)北平府，太宗皇帝在燕邸，傾意待之，浚退語人曰：‘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太宗恭定大王李芳遠實錄一》上編卷二，中華書局1980年3月版，第1冊，P209) 洪武二十三年老皇帝朱元璋和皇儲朱標都活得好好的，朱棣這般“傾意”善待朝鮮使者，究竟為何？據(jù)《李朝實錄》所載，朝鮮人似乎比當時的明朝國人看得更清楚：“(燕)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這話說得再白一點，就是講當時朱棣就起意要謀反并在暗中準備著。明成化年間蘇州太倉籍進士陸容在他的筆記中也有相類的記載(【明】陸容：《菽園雜記》卷11)。密謀造反是傳統(tǒng)社會里“十惡不赦”重罪中最為嚴重的犯罪，可到了朱棣的嘴里卻變成了“受封以來，惟知循分守法。”
由此說來，在傳統(tǒng)社會里政治家說的話人們千萬別當真，而所謂的“正史”、“官史”更不可盲信!不過這是我們后人經(jīng)過理性思考和反復(fù)研究后得出的結(jié)論，可600年前的當朝人與尋常百姓哪會顧得上這么多，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鐵定真理”鑄成了既定的歷史，這或許就是從建文轉(zhuǎn)向永樂那段非常歷史的比較妥帖的注釋吧。由此可以這么說，政治場有時堪稱野獸角斗場，而在明初的那場政治群獸角斗中，不具備政治野獸特性的建文帝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個悲劇性的失敗者。那么失敗了的建文帝究竟下落何處？ (四)
建文帝最終下落何處？這是大明帝國第一號謎案。從朱棣“靖難”成功那天起，人們一直在尋找建文帝的最終的下落之謎。
目前為止，海內(nèi)外有關(guān)建文帝下落的說法可能不亞于200—300種，筆者秉著兼容并包的理性態(tài)度曾在2008年制作了《明清以來有關(guān)建文帝出亡各地主要學(xué)說簡表》，放在2009年3月出版的《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的第6章內(nèi)，引起了海內(nèi)外廣大朋友的普遍關(guān)注。
但就實而言，在這么多的建文帝最終下落之謎的“學(xué)說”中有著十分濃烈的非理性成分。尤其是近年來，各地為了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大打歷史旅游品牌，什么樣的歷史人物都可能挖出來，哪怕是壞蛋或文學(xué)虛構(gòu)的人物，都成為了地方政府爭搶的“寶貝”。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兩個地方為了搶大淫棍西門慶的故里而幾乎對簿公堂。那么對于歷史上的好皇帝朱允炆就更不用說，誰都爭著要。凡是發(fā)現(xiàn)老祖宗留下的某個不認識的“寶貝”，就用建文帝御物這個帽子罩著，甚至還有所謂的祖?zhèn)骷易V一類，言之鑿鑿。更有個別媒體記者可能從來也沒讀過《明史》或《明實錄》一類的基本明史史料，就能以他的常理來判斷某物是否與建文帝有關(guān)，這實在是
讓人大開眼界!
其實有些所謂的文物、古物，只要讀點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曾經(jīng)有地方上抬出一枚螭首官印來，說是建文帝御寶。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假，無論是《明實錄》還是《清實錄》，對于禮制的記載都十分清楚，皇帝御寶是用龍的，也只有皇帝才能用這。螭首章印肯定是由比皇帝級別低的人使用，所以某地一抬出螭首官印來，道里人便知其在炒作。地方上在炒作，學(xué)術(shù)界也不甘寂寞，有些人明明知道就不說，或者繞著彎子說廢話，什么也說不死，什么也不肯定、也不否定，由此造成了建文帝下落之謎的“學(xué)說”越來越多，越來越讓人眼花繚亂。
在建文帝出亡各地說中，筆者先前覺得“蘇州說”相對證據(jù)充分一點，不過也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的問題。2009年夏秋之交起應(yīng)福建寧德地方政府的邀請，筆者與南京大學(xué)潘群教授等多次前往當?shù)厝タ疾?，發(fā)現(xiàn)那里的古墓、袈裟與建文帝有著較多的聯(lián)系，隨后便力主“寧德說”。對此，中國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和新聞、綜合等頻道都予以了報道；而后承蒙中央電視臺的厚愛，我與潘群教授等做客《科學(xué)教育》頻道的《百科探秘》欄目，講述我們的考古發(fā)現(xiàn)。幾乎與此同時，與我和潘群教授素昧平生遠在美國的華人記者柯伊文先生趕寫了新聞稿，分別發(fā)給全球1
400多家新聞媒體，建文帝出亡寧德說就此開始為海內(nèi)外人們所熟知。詳細內(nèi)容，請讀筆者的另一專著《破解大明第一謎案》。 (五)
再說本書初版于2009年1月，原名為《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當時正值全國各地歷史文化講座特別熱之際，筆者有幸受邀南京電視臺、江蘇教育電視臺、安徽電視臺、南京市委宣傳部“市民學(xué)堂”和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人文講堂”等單位與機構(gòu)，主講中國歷史與文化，常常應(yīng)接不暇，因而原書稿是在無數(shù)個不眠之夜里趕寫而成的。若從單句和敘述來看沒什么問題，書的發(fā)行量也挺大的，但事后自己讀讀，總感到遺憾多多，老想著能否及早修訂一番。2009年夏秋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時，我曾想做個整體性的大修改，但實在沒有時間，因為好多地方還等著要書吶。一晃四五年過去了，接到東大出版社朋友的電話，說他們打算整合我的《大明帝國》系列，重新出版，且為全媒體出版。我感到這既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又有無限的壓力，但無論如何我得抓緊時間，對《朱允炆卷》做個整體性大修訂。如今修訂的稿子已經(jīng)出來，除了基本骨架沒變外，增加了第1章《明宮“淫魔”與歷史謎團》，大修了第7章《建文“蒸發(fā)”與謎案追蹤》，第2章至第6章主要在文字上做了大修改，之所以這樣：第一，防止“盜版”。說起這事十分讓人憤懣，現(xiàn)在我們社會中的有些人為了迅速地“脫貧致富”居然明火執(zhí)仗地盜用別人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氣不過的是連引用研究成果的作者也不署名)，據(jù)說還要做大做強，一點也不臉紅。發(fā)生在文明古國里的這種事比比皆是，筆者反而倒為其感到害臊，文明古國里的某些文人之文明都不知丟到哪兒去了？倒是人家沒多少建國史的老外文明之舉讓人感慨不已——前不久美國一位著名的漢學(xué)家想要參用筆者在澳門發(fā)表的論文內(nèi)容，到處尋找筆者的聯(lián)系方式。中外之間的差異僅此而已？第二，力求更加正確，更加完善。2009年版的《朱允炆卷》相對粗糙，有很多史料出處注釋來不及進一步核實到位，僅僅大致注一注。這次修訂版做了細化，便于研究者檢驗、審閱；第三，力求更加全面化。建文帝研究如果僅從朱允炆個人生涯角度來講，就以他的出生到最后出亡大致勾勒清楚就行了，但事實上有關(guān)建文的事情貫穿有明一代，延續(xù)到清代和民國，甚至現(xiàn)代。明朝后來的皇帝都是明成祖朱棣的子孫，他們看待建文帝問題不可避免地戴著有色眼鏡(萬歷帝似乎除外)。清代按理說應(yīng)該好的一點了，但入清后有關(guān)朱三太子的下落問題困擾了清初統(tǒng)治者，因此在看似簡單的建文帝問題實際上卻十分復(fù)雜，為了給讀者朋友一個完整的了解，本次修訂增加了第1章。另外，考慮到原書名字較長，不易記憶，此次修訂正式更名為《大明帝國》系列之④⑤《建文帝卷》(上、下)。
目前研究建文帝的論著不少，但全方位又客觀地論述建文帝卻沒有。因此說，本書是國內(nèi)外首創(chuàng)，既然是首創(chuàng)，又要客觀、全方位地把握，是否真的做到了，筆者不敢妄自尊大，偏失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專家、學(xué)者和讀者朋友批評指正。
馬渭源
2014年7月14日 目錄 上章 洪武“四清”政壇“先行” ● 太學(xué)生上書“泄天機”洪武默認系列“清洗”1 ● 云譎波詭大明新立雄主甄別天下官吏——洪武四年(1371)3 昔日同為“天涯淪落人”，今朝“相煎何太急”？4 尷尬的元朝遺民：是“節(jié)婦”、“剩女”還是“潛伏”者？7 朱元璋敏銳地感覺到：深挖革命隊伍里的潛伏敵特分子很有必要45 全國官吏大甄別、大清理風暴：“錄天下官吏”運動46 ● 一舉粉碎“謀反胡黨”深究牽出前任宰相——洪武十三年～洪武二十三年(1380~1390)48 朱元璋與“淮右功臣勛舊”之間關(guān)系的發(fā)展和變化49 洪武皇帝與淮右集團核心人物、大明宰相李善長之間的是是非非56 非淮右集團第二位悲劇大臣劉基及其浙東文人圈64 洪武皇帝與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之間的矛盾升級73 淮右集團權(quán)勢巔峰時刻的到來——明代第三任宰相胡惟庸“獨相”77 撲朔迷離的胡惟庸“謀反”案之突發(fā)88 深挖政界最大的潛在威脅——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94 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的大限——洪武二十三年(距胡案10年)96 ● 窮追猛打“藍玉逆黨”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洪武二十六年(1393)107 洪武帝再出三招，限制與防范軍中功臣勛舊107 中青代頂級軍事人才藍玉及所謂的“藍黨謀反”案109 洪武帝雙重親家、大將軍傅友德殺子案——洪武二十七年(1394)150 明初唯一的真正儒將馮勝私埋兵器案——洪武二十八年(1395)153 大明第一大將軍徐達到底是怎么死的？156 下章 嚴懲貪瀆“運動”深入 ● “歪打正著”“空印大案” 永革舊習(xí)長治久安——洪武八年(1375),《明史》記載為洪武十五年（1382）164 洪武開國后為何大明頻頻爆發(fā)腐敗大案？164 明初政治與社會局勢由亂到治的復(fù)雜性及朱元璋生性多疑——“空印案”167 “空印案”到底是不是腐敗案件？168 這是一起明顯的“冤案”，朱元璋為什么要“一錯再錯”地深究與嚴懲？169 ● 精明識破“郭桓大案”除貪務(wù)盡洪武犯難——洪武十八年(1385)173 人性的丑陋——貪欲惡性膨脹——“郭桓案”173 “郭桓案”定性與量刑正確嗎？此案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殺？175 “盜用軍糧10萬石”的戶部尚書滕德懋死后怎么會腸子里全是粗糧草菜？176 朱元璋嚴刑酷法懲治貪腐，創(chuàng)造中國反腐史之巔峰177 朱元璋殘忍治貪的根本目的是什么？179 朱元璋為什么會那么殘忍地治貪？180 洪武帝困惑犯難：重典為什么不能根治貪污腐??？181 朱元璋難題與阿克頓定律189 ● 盡逮積年害民官吏全面清除政界“垃圾”——洪武十八年～洪武二十年(1385～1387)191 逮積年害民官吏的界定192 開展清除形形色色的“積年害民官吏”運動193 洪武帝不僅鼓勵大家要造貪官污吏的反，盡除民害，而且還對阻撓清除“積年害民官吏”者予以嚴厲的處罰202 捉拿“積年害民官吏”運動的升級與異化219 ● 清除社會逸夫惰民以求每方寸土安寧——洪武十九年(1386)前后231 社會逸夫、惰民的界定——寬泛概念232 松江捉拿害民衙吏案中案——清除社會逸夫惰民運動的“導(dǎo)火索”232 清除社會逸夫惰民運動的指導(dǎo)性“文件”——御制《互知丁業(yè)》等234 形形色色的逸夫惰民害民害人235 為何“與官府有關(guān)系”的逸夫、惰民害民害人事件屢屢發(fā)生？236 洪武帝對害民逸夫惰民懲治的升級237 ● 運動深化罪及妄言清除潛在輿論危險——洪武二十三年(1390)237 洪武酷政奇觀238 洪武禁止人們“胡說八道”——“罪妄言者”運動240 ● 整肅秩序澄清國度輕松解決豪民巨族245 整頓秩序，澄清國度，影響后來的大明帝國245 巧妙地解決了有著一定隱患的豪強世族，穩(wěn)固帝國社會、經(jīng)濟秩序245 嚴刑重典造成明初數(shù)十年思想文化的凝固，影響了帝國文化發(fā)展252 加強了絕對君主專制主義統(tǒng)治，為官僚制的全面推行創(chuàng)造了條件253 大明帝國皇帝世系表254 后記2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