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誰能照顧人》是我研究丁玲的一篇論文的標題。這篇論文與此次收入本集的關于戰(zhàn)時文學與文化的論文,是同一時期的作品,都以我在六年前完成的博士論文為基礎,或重寫,或修改而成。本來,應該把這篇文章放進來,再援引文章的標題為書名,但因文章的定稿暫時還出不了爐、見不了人,而我又舍不得把這個書名換掉,所以這本書的標題就還是這五個字。 主標題要緊,因為它說的是最關鍵的意思。1936年到1938年,隨著紅軍長征和中國共產黨在陜北的種種事跡于大眾媒體上被報道出來,“到陜北去”成為許多人的愿望。這里面,有些人對神秘的中國共產黨有無限的好奇,要去看看這些崇高的理想主義者是什么樣子;有些人1930年代就在黨的領導下從事左翼文化工作,抗戰(zhàn)爆發(fā)帶來了“文化戰(zhàn)線”和“軍事戰(zhàn)線”在延安匯合的新格局;更有一個數量龐大的青年人的群體,從山西、從西安,靠著兩只腳一步步地走在通往延安的溝壑梁峁之中。這些人是去陜北的主力,也是我最關心的群體,他們的行動力和快速變化的生命軌跡,不只是一種“青春”的特征,反映的更是廣泛的安身立命的問題與時代氣氛,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個人的行動總帶有存在主義的色彩,但我們還是能在具體的歷史里,找到把人的存在托起來的體制上的和精神上的東西。
我在23歲時選了1930年代的左翼電影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關于電影的幾篇文章這次也收進文集了。左翼電影是年輕的電影,它的從業(yè)者大多是年輕人,它講的故事也是青年的生活。左翼電影在1930年代留給我的最后的身影,是要么跳進黃浦江,要么走上十字街頭。十字街頭其實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絕非終局。而此時全國抗戰(zhàn)爆發(fā),延安橫空出世,使十字街頭的路終于有了某一個方向上的延伸。從史料看,當年中國的年輕人選擇去延安的具體情境,有的是因為戰(zhàn)爭失學,徘徊在武漢、重慶的城市街頭,他們無法在政府提供的短時訓練機構中找到未來,因此要去延安為人生謀一條確實的路;有的雖然仍能在中學或大學安穩(wěn)讀書,但已不能接受國家危難之際還安坐校園里學科學、搞學術的生存狀態(tài);有的年輕人的苦悶,則深深地嵌在現代中國青年精神史中關于出走和革命的沖動里。當然,毋庸置疑,到延安去的青年是對中國的左翼政治和左翼文化抱有很深的好感、同情和向往的一批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也在日后成為新中國的重要干部。淺淺地看上去,上述種種并不稀奇,但情感傾向、明確的立場和最終發(fā)生的行動,對于個人來說,都有極其重大和驚心的意味;而它們共同形成的1940年代的社會風尚和歷史趨勢,已非只是這十年間的事,而關系著中國的現代道路及其特征。
“誰能照顧人”這個問句,不是要人回答“延安”。1940年代中共根據地內部也在進行著各種探索和嘗試,但根據地的社會治理、共產黨的作家們的作品,都表明“誰能照顧人”這個提問法是理解新社會的重要方式。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在現代中國各類結構激烈動蕩和重整的過程中,對個人與世界之關系、對人的安身立命、對人的多層次幸福的詢問的話,它想問的可能也正是文學、電影與藝術總是關心、總是忘不了的事。
本書的主體部分第一輯是我近五年內關于戰(zhàn)時文學與文化的已刊成果,由7篇學術論文組成。這些論文過去分別發(fā)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新詩評論》等刊物上。此次收入本書時,各篇文章都做了若干正誤。此處,我要特別感謝東南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他們對本書的審校認真且準確,指出不少我的粗心,也讓我有機會對文章做出修補,讓白紙黑字少留些遺憾。文集的第二輯由3篇關于電影的文章和1篇關于晚清小說的文章組成。它們算是我讀過、看過、關心過,并且多少做過一些研究性考察的領域,在宏旨上也不是與戰(zhàn)時文化所連帶的中國現代進程沒有關系。此次收進來,一是記錄過去確實做過的一點工作,二是期待未來在合適的問題視野中能做一些融通。
在學術中談論文學藝術作品,其實是很難的事。近幾十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探索已超出文學作品的范圍,深入到20世紀中國革命、社會、行動、意識形態(tài)、知識與知識分子,以及文學與上述諸領域之激烈碰撞的細密肌理中。使用的材料則從作品、版本、文學報刊,擴展到各類報紙雜志、社會史料、視覺和聲音材料、檔案等。這本文集第一輯的7篇文章也大多是偏向歷史的研究,只有2~3篇論文是依靠分析文學作品而立論的研究。這本不值得多說,但我想文集的這個面貌其實緣于一些看似偶然的論文發(fā)表偏好,以及在正在進行的工作中,我試圖把文章修改成將作品地位擺放得更重的一類研究。文學作品及其文學性的存在感,現在在我關于一些宏觀問題的意識中變得越來越突出。理想的文章還沒有做出來,但這是我給當下選的努力方向。 感謝東南大學人文學院“雙一流”經費資助本書出版。
范 雪
南京,2019.1 |